高辉清

　　就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的时候，国际舆论密切关注中国是否会提出一个“碳密度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机构负责人更是预计中国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领袖”。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前后，凭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此类舆论国人已经听到不少了。很显然，这其中有对中国发展真心诚意的称赞，也不排除有些是别有用心的捧杀。如果国人真的因此而陶醉，则祸事不远了。

　　其实，欧盟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

　　自1980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联合资助“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之后，国际社会对气候的研究和相关行动就持续不断，并在1992年通过了协调各国减缓气候变化行动为目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在1997年签定了以量化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为主要内容的《京都协议书》。在这个过程中，以德国和英国为首的欧盟始终扮演了先锋角色，他们是《京都协议书》的主要起草者、推动者和履行者。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欧盟的作用同样至关重要。事实上，“低碳经济”的概念就是由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首先提出的，意指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毫无疑问，发展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打通了全球气候控制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为扩大全球气候控制的影响铺平了道路。

　　正所谓：“无利不起早”。欧洲人谋求的是什么？如果说是纯粹为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似乎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如果说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同样也说不通——因为欧洲人行动在前而危机爆发在后。说到底，欧洲人40年来孜孜追求的东西只有一个：重新获得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

　　从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国际霸主地位，必须在技术与产业链、话语权、市场三个领域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从目前情况看，有关低碳经济，欧盟在这上述三大领域都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首先，欧洲是在世界上最早的发达经济体，他们在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之后就开始关注生存环境的质量。经过长时期的推动与发展，相对而言，“低排放、高环保”的低碳产业技术已较为发达，尤以风电、核电技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并初步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链。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

　　从长期看，发展低碳经济对全人类很重要，但在短中期内对发达国家更重要，因而他们也更急迫。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什么总是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把新能源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而且希望发展中国家也把新能源作为重心，这样他们就能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占据主动。然而，我国国情不同，国民还有大量的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而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不能寄托在新能源产业之上，而依然需要仰仗传统的产业发展与升级。所以，我们需要发展低碳经济，但完全没有必要沿着美欧的路子走。

　　低碳经济，毫无疑问将是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必然趋势。如果有谁还对此表示反对的话，估计给他定一个“反人类罪”恐怕也不为过。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全球气候控制和减排降耗问题上虽然立场不同、姿态各异，但实质上都是一样：尽力在有限的气候资源中为本国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份额，并为此各出心机，相互博弈。在低碳经济这场国际博弈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擦亮眼睛，从容应对，以免落入不必要的陷阱。

　　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纷纷将新能源产业与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将其提高到摆脱经济危机唯一出路的高度，有着深刻的经济与政治背景。

　　从经济上看，近二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致力于发展以信息服务业和现代金融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而纷纷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但是次贷危机的暴发显示，脱离了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最终只是一个美丽的泡沫。泡沫幻灭以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虚拟经济都难以再现昔日的繁荣。但是，西方国家在实体经济中的传统优势在制造业长期外迁过程中已在逐步消失，他们靠什么来振兴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呢？很显然，通过将高碳经济模式转换到低碳经济模式中，在新的平台上和新的游戏规则下，利用其低碳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重新拉大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就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巧妙战略。

　　从政治上看，在次贷危机暴发之前，新兴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后者对国际社会的掌控能力明显削弱，新兴国家甚至出现了一股“去美国化”思潮。如何让新兴国家重新俯首，成为美欧国家的一块心病。经过多年的苦思冥想，他们终于发现，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强化其对国际社会掌控能力的秘密武器。首先，发展低碳经济的旗号是保护地球---人类共同的家园，这使得他们俨然成为全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占据了思想道德的制高点。其次，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控制碳排放，这必然对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制约，在极大程度上迫使他们减缓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还有，由于排放量直接对应的就是经济发展权，而碳排放量如何控制、分配和交易等这些规则的制订权，目前几乎都掌控在欧美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接受了这些规则（从目前发展趋势看这是迟早的事情），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命运交到了发达国家手中。

　　为了提高自身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以便在未来新的国际格局之中获得相对有利的位势，也为了顺应国际潮流，缓解环境压力，我国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控制规则的制订与新能源技术的开发，而应对来自低碳经济的国际竞争，中国需要循环经济与新能源经济双轮驱动。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

　　发展战略处处长

　　前不久，国家能源局长张国宝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如果我们再不重视新能源发展，不从更高的视野审视新能源发展问题，预计再过十年，将会突然发现，我们又落到别人后面了。到时候，即使想追也追不上了！我国能源部门最高领导，在重大场合，作如此郑重的表态，许多人不免有些困惑：是不是有人在反对发展新能源？还是这些年我国的新能源发展速度太慢了？！

　　事实并非如此，甚至与上述担心几乎完全相反：并没有人反对我国发展新能源，至少笔者从公开媒体中没有发现；我国这些年新能源发展不仅不慢，而且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比如，我国风能已连续几年以10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8年，在全球快速增长的风能新增装机量中，接近三分之一发生在亚洲，而亚洲超过七成的新增装机量又都在中国。核能的情况也类似，如果2008年世界核能发展可以继续用“快速发展”来描述，中国核电项目新开工速度就只能用“爆炸式发展”来形容了。

　　对国家能源局长的这番讲话，笔者认为，需要从国际能源的大环境变化上去理解。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危机之中，而这次危机与一般金融或经济危机有着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危机后各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历史上，除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外，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能源过剩，各国对开发新能源的积极性明显降低，甚至停滞后退，本次危机并非石油危机，但各国却把新能源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新能源的投入呈现加速之势。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发展新能源已成了欧美低碳经济争霸的手段，成了欧美摆脱经济困境的主要途径。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发展战略处处长

　　老子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话似乎是经济繁荣与衰退周期性交替变更的最佳注释。

　　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世纪性经济大危机中，记忆中能与之比肩的，只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然而，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繁荣的种子，其实都孕育于萧条之中。如果我们能够在积极应对当前经济危局的同时，提前预判未来经济繁荣的种子所在，迅速调整发展方向，则不仅能够尽快实现由“危”向“机”的转换，而且还能够在未来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位势！

　　通常，经济的萧条大多是由经济本身的周期性波动所带来，而经济繁荣的种子本身就孕育于旧的经济格局之中，就如同自然界的四季变化一样，只要春天一到，枝头就会抽出新芽。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经济繁荣的种子并不是很重要。但是，今天的情形很不一样，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大变局，其深远的影响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已然崩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曾是美国实现金融霸权的最重要的外在条件，因此美国过去为此不遗余力在全球推行这个模式。新兴市场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因为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而发生危机，IMF等国际组织居然以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作为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美国在同其他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几无例外地要求对方开放金融市场。可实践表明，自由资本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只是越来越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给美国利用经济手段干预他国经济、甚至掠夺他国资源提供了更冠冕堂皇的借口。当自由资本主义的危害终于降临到美国人自己头上时，美国则开始了异同寻常地大规模实施了带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把大量问题机构进行国有化改革，这实际上标志着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大门在徐俆关闭。

　　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霸主地位不可避免地滑入衰落轨道。过去，美国是全球先进生产力、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代表，但是今天除了军事实力依然无人可比之外，其他二个代表已经消失。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崩溃可以视为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在经济领域失败的标志，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令人恐怖的资产负债表、竭尽全力却毫不见效的救市政策和经济持续的衰退，都使得美国失去了“全球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格。

　　随着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和美元的公信力将不断下降，美联储发行纸币以支付巨额贸易逆差，美元大量流出境外，各顺差国再以得到的美元购买美国发行的国债或企业证券，美元又回流进入美国境内，为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提供资金这样“从纸到纸”的循环就将逐渐停滞，现有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模式也将随之崩溃。

　　由此可知，这次经济危机已不能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来解释了。这是一次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大调整的危机，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不是市场出清，而是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笔者在上期本栏中已说过，对我国而言，节能减排只是循环经济的外围工作，循环经济则是节能减排的最终目标。明年元旦起，我国将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为了该法的顺利实施，节能减排确有进一步加紧的必要。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节能减排不仅对潜在经济增长，而且对现实经济增长，都会构成一定影响，抓节能减排与其他政策在取向上有所抵触。首先，实施节能减排必然降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这里讲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和生态资源。为了实现经济的转型，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配置的门槛被提高，可以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质量更高，数量则会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随之降低。其次，推进节能减排需要资源要素价格的向上调整相配合，而要素价格的逐步改革和对环境保护的强化管理，必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降低利润率，减弱投资积极性。为了部分对冲上升的成本，企业往往提高产品售价，从而降低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在消费领域，当前我国的两个热点恰巧又是两个高能耗的行业——汽车与房地产。我国城市住房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比重高达37%。在我国城市住宅平均能耗高出发达国家3.5倍的情况下，提高能源价格，对汽车和房地产的消费必然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最近，国外一项研究表明，中国要在2050年之前削减5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年均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2至3个百分点。由此看来，坚持节能减排与“快、重、准、实”全力保增长的宏观调控取向似乎有些抵触。因而，已有学者建议节能减排应当缓行，以免明年的宏观调控事倍功半。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些放松得迹象，在个别地方一些前期被关停的高能耗企业最近又悄悄地开张了。

　　这样的现象值得高度关注。对于节能减排的意义，笔者以为，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近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需要从多方面去考虑，从更长远的利益去考虑。目前我国经济是双疾缠身，不仅存在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风险，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前者是外伤，后者是内伤。为此，我们必须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不仅要保增长，同时也要调结构。

　　可政府出于好心的价格管制带来的却并非全是好结果。今年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10.91%，但是6、7月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同比增长都只刚超过8%。目前，至少有14个省份临时拉闸限电，合计电力缺口占中国整个装机容量的近5%。究其原因是电厂缺煤。

　　实际上，在这一轮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之中，能源一直是政府鼓励投资的领域。最新数据表明，今年前7个月我国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增长快于整体投资增长10多个百分点。在大规模投资的拉动下，我国煤炭企业生产能力已经大于煤炭产品需求。那怎么还会普遍出现缺煤？按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的话说，关键在于今年电煤价格的不断上涨加剧了“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的矛盾，煤炭企业不愿意卖煤给电厂！

　　由于“煤荒”引发了“电荒”，国内一些人认为应该加速煤炭价格“双轨制”的价格并轨。最近国际油价明显回落，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呼吁，乘机来个大跃进，将国内各类资源价格一步调整到位。政府部门也有官员认为，长痛不如短通，“价格闯关”之意也溢于言表。

　　面对“价格闯关”热情不断高涨的氛围，笔者想问一句：关于能源价格改革，我们真想清楚了吗？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两个问题大多数人至今还没想清楚：能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否就是市场化？作为基础价格，能源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难道政府真的能一放而了之？在当今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犹如过山车般运行，完全市场化的能源价格难道不会毁掉国民经济持续多年的平稳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其次，能源价格的市场化的涵义是什么？仅仅是意味着国内能源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还是具有更为完整的内涵？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只想就第二个问题展开一些讨论，并只针对煤炭行业。在绝大多数煤炭企业家的概念里，所谓“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就是国内能源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他们捂着煤炭不卖给电厂，即使因此引发各地频频拉闸限电，影响了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可他们依然显得十分的“理直气壮”：错的只能是政府，是能源价格“双轨制”，所以他们没有产煤和卖煤的积极性。

　　这样的说法表面看很有道理，实际上只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说辞。在煤炭企业家眼里，由于价格改革没有完成，他们“没有挣到该挣的钱”。但在笔者看来，结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价格改革没有完成，才让他们“挣到了不该挣的钱”！原因就在于，价格改革改的并不只是价格本身，而是整个价格形成机制。这就意味着不仅产品价格要与市场接轨，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样也要合理化。而现在的企业家只强调价格的市场化，却在有意或无意中忽视了成本的合理化。

　　作为不可再生的能源，煤炭成本的计算方法所依据的不是传统经济学理论，而是现代循环经济学理论。前者主要强调当代经济的发展效率，后者则强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循环经济学确立了“代际公平”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原则，即当代人留存后代人的资源在总量上不能少于从上代人手中获得的资源。

　　悲观预测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悲剧最终被避免！

　　十四年前，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一文，说到21世纪初中国为了养活10多亿人口，可能引起世界粮价的上涨，威胁全世界粮食安全。时光越进新千年，一位中国领导人笑呵呵地说，我们不仅没有饿死全世界，相反还在为过剩的粮食无处保存而发愁！

　　布朗先生的预测算是彻底破产了，但毫无疑问，他值得每个中国人尊敬！如果没有他的盛世危言，中国人也许不会每年将粮食生产列为“重中之重”，也许不会死守“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不放松，也许袁隆平的超级稻就不能得到快速的推动，也许今天的我们可能也就因为松懈了一点点，而陷入全球性粮荒的漩涡之中。

　　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修女也疯狂》，但今天的地球早就比疯狂修女更疯狂了！先是矿石，接着是石油，然后是粮食，价格都在连翻筋斗地往上飞，粮价4个月内竟然上涨了150%！37个国家因此陷入窘境，全球一亿多人陷入贫困中， 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2015年将世界赤贫率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化作了泡影。

　　粮食危机来得如此突然和凶猛，以至于被世界粮食计划署形容为一场“无声的海啸”！要知道仅仅在一年前，在ＷＴＯ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各国还因为替本国农产品争取到尽可能大的出口份额而不惜撕破脸， 而今天的欧洲、北美纷纷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措施，而亚洲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限制粮食出口。

　　那么，是谁制造了这场海啸？是谁要饿死全世界？习惯戴有色眼镜看问题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现在有三亿印度人一天吃两顿饭，和以前相比突然间双倍的食物被消耗掉，再加上十亿中国人开始喝牛奶，这当然会改变我们的牛奶和其它（食品）的消费比例。"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和印度虽然都是世界人口大国，但却都是大米主要出口国，不仅不是粮价上涨的元凶，反而是遏制国际粮价更快上涨的重要力量。以我国为例，粮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今年季度国内粮价上涨幅度只有国际市场的二十分之一！

　　今日粮食危机一个公认的根源，是欧美的生物能源发展计划。2007年世界粮产达到了创纪录的21.3亿吨。但是，大量的粮食被用于生产燃料，2007年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同比增长50%，已占玉米总产量20%以上，欧盟60%的油菜用于生产燃料，导致了市场粮食短缺。事实上，当前世界粮食短缺量实际非常小，只要欧美在生物能源计划暂时停一下，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但是，迄今为止欧美似乎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发展生物能源势头有增无减，这就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思了。于是一种新的阴谋论不胫而走：粮价上涨是一场人为发动的战争，幕后主谋正是美国，欧盟则是帮凶！华盛顿近几年来由于奉行单边主义，政治和军事上全面受挫，却心有不甘，于是又开始祭起粮食武器了。1965年至1967年，美国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美国斯特拉特福战略预测机构指出，粮食现在再次成为地缘政治中的王牌，而美国正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者和囤积者，以粮食为武器，它们终将使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内的那些不听命于白宫的国家屈服于其淫威。

　　粮食武器的杀伤力巨大。在大多数国家，油价上涨对政治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受影响的只是抵抗风险能力较强的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但粮食价格上涨使得每个人都受损，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受损最大。日本江户时代爆发了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岛原之乱”，直接诱因就是天灾之后的大饥荒。我国历史上的绿林、赤眉起义以及明王朝的灭亡，同样也是因为大饥荒触发的。

　　最近有两件事情，表面看起来不相干，实际却很蹊跷：一是美国次级债危机突然病情加重，几乎让世界各国股市都受了伤寒；二是中国的钢铁企业与国际矿业巨头谈判又遭遇了铜墙铁壁，对方要求今年继续加价75%至120%。从前一件事看，世界经济出了麻烦，即使不出现衰退，较大幅度的调整应该在劫难逃。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总需求就会受到抑制，对包括能源、矿石等在内的资源原材料的购买就会减少，各个资源原材料供应商理应降价求售才对，为何却还敢漫天要价？细一推敲，原来是世道变了：经济起落虽然无定式，物价持续上涨趋势却可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得以保持。

　　根据成因的不同，经济学家们将通货膨胀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首先是货币供给型，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物价水平就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其次是需求拉动，连续增加总需求，就会在推动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推动物价水平上涨；再次是成本推动型，工资成本增长、利润增长和进口原料成本增加都可能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最后是结构性通货膨胀，在劳动生产率高的生产部门提高了货币工资后，劳动生产率低的生产部门的货币工资也在”公平”原则下要求提高，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而引发一般物价水平持续和普遍的上涨。

    3年后，有多少把握扭转失衡的天平？

     ——循环经济随笔之十四

　　很多关心循环经济的人也许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政府一边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一边却出台了大量节能减排的具体政策。这让人产生了疑惑：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想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如果说循环经济是战场上需要攻破的一座城池的话，节能减排就是城池外围的防御工事——外围不扫，城池难破。所以，大家看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只有节能降耗与经济增长两个量化指标，它们就像两个砝码，分别被放在了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这杆天平的两端。

　　现在，快两年过去了，从经济增长这一端来看，应了那句话——“强者恒强”。2006年比上年加速了0.7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又比去年全年加速了0.4个百分点。从节能降耗这一端来看，则是“快速成长”。2006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1.33%，这是单位GDP能耗三年来首次下降。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能耗强度更降为2.78%，呈加速下降之势。换句话说，两个砝码都加重了，但是，对照“十一五”规划要求，经济增长偏高，而节能降耗依然不够，经济与能源的失衡状态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很显然，政府部门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五大新的更高要求。其中第一条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第五条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要满足这两条要求，就有一个共同前提——加大节能降耗的分量。
……